这应当算作写在我的学术研究起点上的书。1986年这本书初版不久，我即写了《关于〈艰难的选择〉的再思考》，发表在《文学评论》上。在这之后，本应“再再思考”、“再再再思考”地作下去的，我却转到了另外的题目上。自我批判可以多种形式展开，放弃也是一种可能的批判。事实是，问世未久，这部确曾令我“呕心沥血”的书已使我感到陌生。我甚至不大好意思说出它那包含哲学暗示的书名；当着必须提到时，宁用“我的第一本书”一类模糊的说法。但这并非意味着我距那“起点”已多么遥远。其实我始终在最初选择的方向上，并以不同的方式返回或回顾那些问题，只是写作状态、态度无可避免地变更了。“不可重复”并非随时可以现成地用作价值指标，幼稚荒谬也可能不可重复。因此当我在这里说那一研究在我已“不可重复”时，我只是说引起了写作本书的愿望的某些条件，已不复存在，我已离开了产出此书的那个时期——后文革时期，激情的八十年代。
关于当时那不但推动了我，而且鼓励了一批人在相近方向上的探索的社会文化氛围，与普遍的知识状况，钱理群为本书撰写的《前言》中已有说明。我在任何时候都乐于承认，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活跃气氛，同代人研究、思考中的相互激发，是一种美好的经验。在这一代人，或也是只能一次的经验。这与文革后思想界的氛围有关，也多少系于一代研究者经历的某种“共同性”。包括这本书在内的一批学术著作的印数，则足以为其时“学术升值”及“出版过热”，提供一份证明。一些年后，我甚至在异国他乡，也遇到过这书的读者（或购买者），听别人提起这本书，在座谈会的参加者手中看到过它。我当然明白，这在我，也将是仅有一次的经历。上述情形与其说因于这本书的质量，无宁说更与它出版的时机、与它加入的“潮流”有关。也因此无论我如何对其新版怀着惭愧，仍然承认它已属于“历史”，拥有了另一份价值。新版之际除对注释作了修订，及删除了一些滥用的“引号”外，大致一仍旧观，也因它已属于“历史”。
这本书之后，我在对于作家的个案研究中，在对“知识者与乡村的关系”的专题研究中，以至在对“明清之际士大夫”的研究中，继续着有关“知识分子问题”的思考——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认为前近代的“士”就是“知识分子”，我只是说当我研究明清之际的“士”的时候，凭借了知识分子研究的已有视野，并将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借诸另一时段扩展了。
这个临近世纪末的春天，空气干燥而浑浊，充斥着成分不明的“悬浮物”。回头看去，十几年前的那片旧风景，竟单纯明朗得教人吃惊。这期间学术论坛上角色更迭，潮流变换。在与六、七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双重对照中读解“八十年代”，难免让人心情复杂。“八十年代”或将继续作为学术—文化史上聚讼纷纭的题目。这一时“六十年代人”正成为热点论题，有关的讨论中我所属的“代”被认为代征分明。但八、九十年代社会环境、文化语境的戏剧性变更，也使我体验到了自我界定的困难。或许正因被“学术”强化了的自觉，这段历史刻印之深，或已超过了前此的那些事件。这书与同时期的一批出版物，也可以作为见证这一特殊时期的文本的吧。
这些混杂着怀旧的议论，对于说明本书也许没有多少意义。我承认我还没有为一次彻底的自我批判作好准备。或许我应当更有勇气，承认进行这种批判已非我所能胜任，比如质疑当年所拟问题，提出问题的方式，质疑据以提问的那些被认为不言自明的前提，以至全面审查当时使用的概念工具（由“必然”、“完整性”、“统一”到“真实”，等等）。反思还有必要在另一方向上进行，即清理发生于八十—九十年代之交的精神事件，审查在这期间我们的自我否定及其根据。上文提到了“放弃”。放弃也可能根源于精神的蜕变。我们实在应当回过头来，看在这十几年间，我们都放弃了些什么。
（《艰难的选择》新版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本文系该书的新版后记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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